近幾十年來，中國大陸和日本的史學界對明清商人的研究作出了辛勤的努力，他們蒐集並整理了大量的歷史資料，也對許多具體的制度進行了詳細的考證。但一般而論，由於基本預設、概念架構、以及分析方法都不相同，他們的主要興趣集中在商人的客觀世界和經濟活動方面。至於商人的主觀世界，包括文化背景、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各方面的問題，在他們的研究取向上是不佔重要地位的。
《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提出的是所謂「韋伯式」（Weberian）的問題：中國儒釋道三教的倫理觀念對明清的商業發展是否曾發生過推動的作用？作者分析禪宗、新道教和新儒家，從三教的入世倫理及社會影響這一特殊角度入手，特別注意三教在入世倫理方面相互交涉的複雜過程，尤其是禪宗對理學的影響。從而進一步研究宗教和道德觀念對中國商人階層的影響。
從十六世紀以來，中國商人階層的社會功能在實質上日益重要。與此相隨而來的是他們在社會價值系統中所佔據的位置顯然上升，甚至他們的法律身份也有改善的跡象。本書研究的是明清商人的主觀世界，包括他們的階級自覺和價值意識，特別是儒家的倫理和教養對他們的商業活動的影響。
本書增訂收錄〈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一文，探討明清時期「棄儒就賈」的社會運動，使得士商界線變得模糊，儒家價值觀念因士商合流而開始轉向。這種儒學內在的漸變，在李鴻章所說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開始展現的早期，曾在暗中發生導向的作用。
《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提出的是所謂「韋伯式」（Weberian）的問題：中國儒釋道三教的倫理觀念對明清的商業發展是否曾發生過推動的作用？作者分析禪宗、新道教和新儒家，從三教的入世倫理及社會影響這一特殊角度入手，特別注意三教在入世倫理方面相互交涉的複雜過程，尤其是禪宗對理學的影響。從而進一步研究宗教和道德觀念對中國商人階層的影響。
從十六世紀以來，中國商人階層的社會功能在實質上日益重要。與此相隨而來的是他們在社會價值系統中所佔據的位置顯然上升，甚至他們的法律身份也有改善的跡象。本書研究的是明清商人的主觀世界，包括他們的階級自覺和價值意識，特別是儒家的倫理和教養對他們的商業活動的影響。
本書增訂收錄〈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一文，探討明清時期「棄儒就賈」的社會運動，使得士商界線變得模糊，儒家價值觀念因士商合流而開始轉向。這種儒學內在的漸變，在李鴻章所說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開始展現的早期，曾在暗中發生導向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