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由下而上的社會史視角，展現居於社會領導地位的商人如何適應條約體制帶來的衝擊。在開放條約口岸之前，臺灣地方官員、與官方有協力關係的商人和走私洋商建立三方互利結構。然而條約體制實施後，使既有的互利模式瓦解，臺灣商人試圖破壞樟腦包賣傳統，並排擠洋商參與米穀貿易，亦廣泛逃漏釐金。地方官員不願失去財源，衝突於焉而生。但臺灣商人隨著條約體制靈敏變換對策，利用與洋商的合作關係，在「洋行」的名義下，將領事裁判權作為自身的保護傘，既能擺脫地方官員的控制，且在「洋務運動」政策下獲得新的商務機會，延續其社會與經濟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