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台灣第一位總統府發言人邱進益,回顧三十餘年的外交生涯,
並記下他二十餘年來奔走兩岸的心路歷程；
以追求世界和平與世代幸福為畢生職志。
深信兩岸只有透過和平發展、相互攜手,
始能創造出中華民族美好的未來。
我生在大陸,長在台灣,既有中國心,更有台灣情。我總希望台灣未來能夠有美好的出路,因此我對台灣政局的發展,常常寄予厚望而提出若干看法。我觀察到,近六、七十年來的台灣社會,總是陷在省籍情結、統獨爭論、種族認同、島國心態與後日本殖民主義遺緒的漩渦之中而難以自拔。故我思考台灣的出路,大概只有「獨立」或「統一」,可以化解以上的迷思。
--邱進益
兩岸今日,攸關未來世代的每一日
在意外入府四年餘的轉折中,邱進益不僅成為首位總統府發言人,更開啟了協調兩岸事務的契機；並於書中詳述如何催生國際矚目的辜汪會談,並從此致力於增進兩岸理解與交流。
縱然世界之廣,看似條條大路,然若想昂首坦途,面對於政、於商、於世代人情的兩岸關係,皆似為必經之路。
諍言字字,心繫台灣出路
無論是任何種族與社群,最重要的想望無非是安居樂業；邱進益對此亦念茲在茲,深知越細微的國民福祉,越需要政策的轉變與維護。其於外交生涯派駐多國,往來各國高層,至入府親見核心之運籌帷幄,面對國家的人事諸般安排,遇有可取之處,便真誠喜悅甚於任何；遇有不宜之處,字裡行間憂心感概,更多於針砭批評。
書中以溫緩又不失精闢之口吻,娓娓道來台灣的國際情勢,並提出若干建言,亦如一帖打造未來的良方。
下一代的幸福與未來,
取決於我們這一代的經營與耕耘。
目錄
推薦序
楔子
第一部 外交生涯不是夢
一、從嵊泗到基隆
二、立志投身外交的歷程
三、奧地利、義大利、馬爾他的見聞
四、兩德統一的借鏡
五、以「台北」為名在瑞典設立機構
六、史瓦濟蘭的非洲經驗
七、我與新加坡王鼎昌、李光耀的往來
八、駐星代表任內的一鱗半爪
第二部 意外的人生旅程
一、出任總統府副祕書長
二、元首出訪與務實外交的第一步
三、歷史上第一位總統府發言人
四、最後的公職-考試院銓敘部部長
第三部 踏入兩岸事務
一、我三次陪同李登輝副總統出訪
二、李登輝找我撰寫開放探親說帖
三、野百合學運與國是會議
四、對大陸工作三個層次的建立
五、兩岸的初期接觸
六、《國家統一綱領》的重要性
七、對《國家統一綱領》的反響
八、關於「一個中國涵義」的解釋文
九、降轉海基會始末
十、走馬上任,準備躍馬中原
十一、辜汪會談的預備性磋商之一
十二、辜汪會談的預備性磋商之二
十三、辜汪會談的預備性磋商之三
十四、辜汪會談之一
十五、辜汪會談之二
十六、對辜汪會談的一些感想
十七、人物點評:辜振甫、汪道涵、唐樹備
十八、海陸大戰,黯然離去
十九、《海峽兩岸和平合作協議》的創議
二十、海峽兩岸共享主權論
二十一、「一中架構」與「亞投行」
第四部 對台灣的關懷
一、建議馬英九總統實施內閣制
二、國是建言
三、對蔡英文總統的良心建議
四、為國民黨謀-應促請郭台銘角逐二○二○年總統大選
五、台灣的出路
內文摘錄
三、歷史上第一位總統府發言人
我是第一位擔任總統府發言人職務的人,前無古人。
記得是一九九○年三月間的某日,李總統突然召見我,要我做他的發言人。我向總統報告說,在《中華民國總統府組織法》裡,並無發言人辦公室的編制,若要成立,只能是任務編組的臨時機構,如此,由祕書長下命令辦理即可。但如要我做發言人,我有兩個請求:第一,凡是府內舉行的重要會議我都得參加；我可以不對外透露,但請讓我知情。第二,因為擔任發言人,隨時會遇到緊急狀況,因此請准我隨時來敲門,向總統報告並請求指示如何回應。總統同意我的建議,我隨後就上了簽呈,祕書長也很快就同意了(後來總統府修改了組織法,成立公共事務辦公室,始有法源依據)。
成立發言人辦公室需要有人力支援。於是我先後以公文調來了中央社記者丁遠超(現在是連戰辦公室主任)、新聞局的葛保羅與陳錦治,外交部的游天德、溫治國、張功漢,以及過去我在新聞文化司司長任內的祕書呂國霞、台灣省政府新聞處的陳振盛等人。同時請總統府機要室主任焦仁和、第一局(政務局)副局長郭岱君和後來新任第一局副局長的胡志強出任新聞祕書。由我與三位新聞祕書,輪流主持新聞記者招待會。
記得在經國先生過世、李總統接任後,曾在總統府召開過一次記者會,由沈昌煥祕書長主持。當李總統當選第八任總統就職以後,即在總統府內召開中外記者會,盛況空前,乃是由我主持。由於總統府管制森嚴,不能隨意進出,故我在一九九○年四月七日舉行的第一次總統府記者招待會,地點是向台灣銀行商借他們總行的二樓會客室。因為這是個嶄新的試驗,讓新聞界十分驚豔,效果相當不錯,焦仁和與郭岱君還被媒體稱為金童玉女。
其後我做為總統府的發言人,亦時常陪同總統各地視察、勞軍等各項活動。李總統又常有一些新的想法,比如鐵路之旅就去花東,亦時常下鄉去探訪工廠、魚塭、農作等等,幾乎走遍了全台灣。因為他是省籍出身的總統,一些地方大老都相當歡迎他,他也藉此機會拉攏他們。總統下鄉時通常有媒體記者隨行,但他們不能直接採訪總統,都是透過我來說明總統各種行程和活動的緣由、印象、結果等等。這些活動我幾乎全程陪同並發言,因為實在太忙,所以我的身體狀況也出現一些警訊。
擔任總統府發言人任內,也讓我把在新聞文化司與新聞界聯繫的經驗都運用在其中,因此和媒體之間相處得還不錯。並且,由於是總統府的發言人,所以必須要和新聞界高層有所聯繫,包括他們的發行人、社長、台長、總編輯、總經理等,時常要進行一些應酬交際,打理好和他們之間的關係,也是一件滿吃力的工作。同時,發言人辦公室還要掌管總統每次接見外賓的紀錄,以及會見後的發言工作。此外,李總統又自詡是一位文化的總統,所以我們也籌辦總統府音樂會。我請郭岱君負責音樂會的籌辦工作,由她決定主題和參與表演的音樂人,以及要安排哪些節目。這些都相當耗費時間,郭副局長也做得相當好。我記得第一次的總統府音樂會,找了胡乃元、林昭亮等小提琴家來演奏,音樂會地點是在總統府大禮堂,大約可容納二百人。這樣的音樂會前後至少辦了有七、八場之多,而每一場主題都不一樣,使總統府氣氛為之一變,社會各界對此評論極佳。
十六、對辜汪會談的一些感想
在辜汪會談的過程中,由於我方談判的策略得當,幾乎所有細節都是由我來主導,對方予以配合。細節之所以重要,因為很多不是問題的問題,在台灣看來都是問題。譬如雙方代表下榻酒店問題,已如前述。另外,新加坡政府好意邀請,希望雙方代表抵達的當天,能做東道主宴請雙方,以盡地主之誼；我對新加坡表示,好意只能心領。因為光是宴會時誰先代表致答謝詞,就是問題,更不用提辜汪兩人誰坐第一主位了。諸如此類的細微之處,我必須處處用心,需要顧慮一般國際談判時不會顧到的部分,因為絕對不能讓台灣有被矮化的感受。西方人很實際,不似東方人那麼在意面子問題,尤其是中國人。尊卑上下的觀念,經過中國傳統幾千年的傳承,在中國人的觀念中非常重要。
從兩岸談判中也可看出來,雙方的決策、執行過程很不相同。大陸方面,從授權到人事安排都是一條鞭式的,不會有相異的想法。而我們則是幾路人馬,海基會是海基會,陸委會又是陸委會,可說是多頭馬車,且又具有歇斯底里的恐懼症,在心態上就不太平衡。大陸方面對談判代表幾乎是充分授權；反觀我們則處處受限,陸委會還在立法院全部公布談判的底線,這在全世界談判歷史與經驗中幾乎未曾見過。雖然陸委會必須應付立法院中之民進黨,其壓力之大可想而知,但談判底線必須保持祕密,也不能公開談判過程。陸委會的此種作為非常不可思議。
而我與陸委會的另一個認知上的差異,是海基會成立的宗旨與性質。依照海基會的章程,政府的捐助款約占二分之一左右,其他則為民間捐款。所以我認為基本上海基會是民間單位,只是接受政府委託處理某些特別事務。在政府委託的事務範圍內,當然應該受政府的指揮與監督,但海基會本身仍然是個半獨立運作的組織。然而,陸委會卻欲將海基會納為下屬的行政體系,這是不合理的。黃昆輝即明言,如要解決這些決策上的糾葛,就應將海基會納入陸委會之下。此外,就個人關係來看,黃昆輝對於我出任海基會祕書長,本來就心生不滿,因為他本想安排葉金鳳出任祕書長,結果卻被辜振甫擋駕；再加上我是總統府副祕書長下放海基會,他對我很有意見。黃心胸不夠寬大,缺乏做為一個政務官應該有的氣度與擔當,我實在也看不出他主掌陸委會期間,有什麼特別的表現。之後,黃還是透過監督條例,充分掌控了海基會。
其實,有關海基會定位的爭議,對當時的兩岸談判確實造成負面影響。例如我與唐樹備磋商台商的相關問題時,唐也承認台商確實有些實際問題需要處理,問我可否安排兩週時間來大陸訪問；海基海協雙方共同帶領一個混合小組,實際去台商投資地訪查。若台商面臨的問題主要是由於大陸方面,就由大陸方面設法處理；若問題根源於台灣方面,則由我帶回處理。唐的提議,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中可謂是釋出了相當的善意,也提出了實際的解方。
自序
楔子
一九四九年秋,大陸山河變色。五○年五月,乃有舟山的大撤退。我的家鄉嵊泗,也在舟山防區,故亦奉命撤退。我一家六口,隨軍撤至基隆,至此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
我自高中二年級起,即立志投身外交事業,報效國家。後來經過激烈的競爭,終於在一九六二年五月,進入外交部服務,前後三十餘年。我在部內從委任科員做起,以迄禮賓司司長與新聞文化司司長；在外館則從助理三等祕書做起,以迄特派代表,循序漸進,從未躐等。我先後派駐過奧地利、義大利、馬爾他、西德、瑞典、史瓦濟蘭與新加坡等國。自然有許多閱歷與見聞。故在本書的第一部對我的外交生涯,稍加敘述。
自開始進入外交界,我本有意從一而終,做一輩子的職業外交官。但人生常有許多意外,一九八八年秋,我卻經歷了一段意外的人生旅程--那就是我在那年的十一月五日,宣誓成為總統府的副祕書長。
我在總統府服務,自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五日至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二日。這四年多的日子,我見證了台灣自威權解體進入民主化的過程,更參與了密笏,襄贊中樞,涉及許多要務。尤其是規劃了早期對大陸的工作,為兩岸關係的開展貢獻了心力。我亦籌劃了元首出國訪問,使務實外交踏出了完美的第一步。我又是歷史上的第一個總統府發言人,為總統府與民眾間開啟了一個交流的窗口。這四年多的意外歷程,雖然忙碌異常,甚至賠上健康,但卻使我視野擴大,格局提升,幾到脫胎換骨的地步。後來我又出任考試院銓敘部部長,更是意外,但我盡忠職守,仍為建立完善的文官制度而做出努力。這些在本書的第二部,加以交待。
由於我在前述那段日子裡,規劃了兩岸事務,從無到有,從有到更充實的經過,因緣際會又使我走上了第一線,與對岸從事四、五十年未曾有過的談判--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的新加坡辜汪會談。自此,我與兩岸事務結下了不解之緣。我先後提出了「兩岸和平合作協議」的稿本,「兩岸主權共享」的理論與「一中架構」的具體主張。我退休後,在中美文化經濟協會理事長任內(二○一○至二○一六),每年率領由退休政務官與學者專家合組的訪問團,訪問北京或上海,進行穿梭與溝通,為建立兩岸互信與諒解而努力。我深信兩岸只有透過和平發展,相互攜手,始能創造出中華民族美好的未來。這一切我在第三部中,都一一加以記述。
我生在大陸,長在台灣,既有中國心,更有台灣情。我總希望台灣未來能夠有美好的出路,因此我對台灣政局的發展,常常寄予厚望而提出若干看法。我觀察到,近六、七十年來的台灣社會,總是陷在省籍情結、統獨爭論、種族認同、島國心態與後日本殖民主義遺緒的漩渦之中而難以自拔。故我思考台灣的出路,大概只有「獨立」或「統一」,可以化解以上的迷思。我的認知,在目前的國際環境下,「獨立」之路難行。故不能不認真思考「統一」的可能性,因此我多次提出了「統一」的路徑圖,我期盼善良的台灣同胞,能夠理性、冷靜、客觀而有智慧的思考台灣的出路。對於年已垂暮的老人,這是我最大的希望。第四部,立意在此。
本書承蒙老友中國國民黨前副主席胡志強博士寫序推薦,備感榮寵。他在序中對我的溢美之詞愧不敢當。志強兄聰慧機智、博學多聞,有經國濟世之才。可惜為馬英九冰封於台中十有餘年,實屬不幸。任內又發生車禍暨小中風,言之更是痛心,十分不捨。
我一生要感謝的長官、師長、親戚、朋友太多。但最要感謝的,仍是我結縭一生的內子---程芷英女士。由於她的容忍、體諒、豁達、關愛、不離不棄,方使成就了今日的我。尤其她勤於持家,善於管教,我的兩個兒子,如今都有不錯的人品,很好的職業與美滿的家庭,她的付出真是令我畢生難忘。
這次回憶錄所以能夠成書,特別要感謝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的周惠民教授與李素瓊助教,他們在有限的人力資源下,調動了施純純博士與蕭淑慧小姐,為我進行長時間的口述記錄、打繕、整理、校稿工作,他們的貢獻實在是功不可沒。
本書中之若干章節,尤其有關新加坡部分,曾發表於二○一○年十月台北商務印書館出版之拙著《我和新加坡的情緣》一書,承蒙商務印書館允予轉載,特致謝意。
本書得以出版,最後要感謝的是:時報出版公司的趙政岷董事長、蘇清霖總監與李雅蓁編輯。透過他們的精心策劃、編排與設計,使得本書能有一個清新的面貌與讀者相見。
台灣第一位總統府發言人邱進益,回顧三十餘年的外交生涯,
並記下他二十餘年來奔走兩岸的心路歷程；
以追求世界和平與世代幸福為畢生職志。
深信兩岸只有透過和平發展、相互攜手,
始能創造出中華民族美好的未來。
我生在大陸,長在台灣,既有中國心,更有台灣情。我總希望台灣未來能夠有美好的出路,因此我對台灣政局的發展,常常寄予厚望而提出若干看法。我觀察到,近六、七十年來的台灣社會,總是陷在省籍情結、統獨爭論、種族認同、島國心態與後日本殖民主義遺緒的漩渦之中而難以自拔。故我思考台灣的出路,大概只有「獨立」或「統一」,可以化解以上的迷思。
--邱進益
兩岸今日,攸關未來世代的每一日
在意外入府四年餘的轉折中,邱進益不僅成為首位總統府發言人,更開啟了協調兩岸事務的契機；並於書中詳述如何催生國際矚目的辜汪會談,並從此致力於增進兩岸理解與交流。
縱然世界之廣,看似條條大路,然若想昂首坦途,面對於政、於商、於世代人情的兩岸關係,皆似為必經之路。
諍言字字,心繫台灣出路
無論是任何種族與社群,最重要的想望無非是安居樂業；邱進益對此亦念茲在茲,深知越細微的國民福祉,越需要政策的轉變與維護。其於外交生涯派駐多國,往來各國高層,至入府親見核心之運籌帷幄,面對國家的人事諸般安排,遇有可取之處,便真誠喜悅甚於任何；遇有不宜之處,字裡行間憂心感概,更多於針砭批評。
書中以溫緩又不失精闢之口吻,娓娓道來台灣的國際情勢,並提出若干建言,亦如一帖打造未來的良方。
下一代的幸福與未來,
取決於我們這一代的經營與耕耘。
目錄
推薦序
楔子
第一部 外交生涯不是夢
一、從嵊泗到基隆
二、立志投身外交的歷程
三、奧地利、義大利、馬爾他的見聞
四、兩德統一的借鏡
五、以「台北」為名在瑞典設立機構
六、史瓦濟蘭的非洲經驗
七、我與新加坡王鼎昌、李光耀的往來
八、駐星代表任內的一鱗半爪
第二部 意外的人生旅程
一、出任總統府副祕書長
二、元首出訪與務實外交的第一步
三、歷史上第一位總統府發言人
四、最後的公職-考試院銓敘部部長
第三部 踏入兩岸事務
一、我三次陪同李登輝副總統出訪
二、李登輝找我撰寫開放探親說帖
三、野百合學運與國是會議
四、對大陸工作三個層次的建立
五、兩岸的初期接觸
六、《國家統一綱領》的重要性
七、對《國家統一綱領》的反響
八、關於「一個中國涵義」的解釋文
九、降轉海基會始末
十、走馬上任,準備躍馬中原
十一、辜汪會談的預備性磋商之一
十二、辜汪會談的預備性磋商之二
十三、辜汪會談的預備性磋商之三
十四、辜汪會談之一
十五、辜汪會談之二
十六、對辜汪會談的一些感想
十七、人物點評:辜振甫、汪道涵、唐樹備
十八、海陸大戰,黯然離去
十九、《海峽兩岸和平合作協議》的創議
二十、海峽兩岸共享主權論
二十一、「一中架構」與「亞投行」
第四部 對台灣的關懷
一、建議馬英九總統實施內閣制
二、國是建言
三、對蔡英文總統的良心建議
四、為國民黨謀-應促請郭台銘角逐二○二○年總統大選
五、台灣的出路
內文摘錄
三、歷史上第一位總統府發言人
我是第一位擔任總統府發言人職務的人,前無古人。
記得是一九九○年三月間的某日,李總統突然召見我,要我做他的發言人。我向總統報告說,在《中華民國總統府組織法》裡,並無發言人辦公室的編制,若要成立,只能是任務編組的臨時機構,如此,由祕書長下命令辦理即可。但如要我做發言人,我有兩個請求:第一,凡是府內舉行的重要會議我都得參加；我可以不對外透露,但請讓我知情。第二,因為擔任發言人,隨時會遇到緊急狀況,因此請准我隨時來敲門,向總統報告並請求指示如何回應。總統同意我的建議,我隨後就上了簽呈,祕書長也很快就同意了(後來總統府修改了組織法,成立公共事務辦公室,始有法源依據)。
成立發言人辦公室需要有人力支援。於是我先後以公文調來了中央社記者丁遠超(現在是連戰辦公室主任)、新聞局的葛保羅與陳錦治,外交部的游天德、溫治國、張功漢,以及過去我在新聞文化司司長任內的祕書呂國霞、台灣省政府新聞處的陳振盛等人。同時請總統府機要室主任焦仁和、第一局(政務局)副局長郭岱君和後來新任第一局副局長的胡志強出任新聞祕書。由我與三位新聞祕書,輪流主持新聞記者招待會。
記得在經國先生過世、李總統接任後,曾在總統府召開過一次記者會,由沈昌煥祕書長主持。當李總統當選第八任總統就職以後,即在總統府內召開中外記者會,盛況空前,乃是由我主持。由於總統府管制森嚴,不能隨意進出,故我在一九九○年四月七日舉行的第一次總統府記者招待會,地點是向台灣銀行商借他們總行的二樓會客室。因為這是個嶄新的試驗,讓新聞界十分驚豔,效果相當不錯,焦仁和與郭岱君還被媒體稱為金童玉女。
其後我做為總統府的發言人,亦時常陪同總統各地視察、勞軍等各項活動。李總統又常有一些新的想法,比如鐵路之旅就去花東,亦時常下鄉去探訪工廠、魚塭、農作等等,幾乎走遍了全台灣。因為他是省籍出身的總統,一些地方大老都相當歡迎他,他也藉此機會拉攏他們。總統下鄉時通常有媒體記者隨行,但他們不能直接採訪總統,都是透過我來說明總統各種行程和活動的緣由、印象、結果等等。這些活動我幾乎全程陪同並發言,因為實在太忙,所以我的身體狀況也出現一些警訊。
擔任總統府發言人任內,也讓我把在新聞文化司與新聞界聯繫的經驗都運用在其中,因此和媒體之間相處得還不錯。並且,由於是總統府的發言人,所以必須要和新聞界高層有所聯繫,包括他們的發行人、社長、台長、總編輯、總經理等,時常要進行一些應酬交際,打理好和他們之間的關係,也是一件滿吃力的工作。同時,發言人辦公室還要掌管總統每次接見外賓的紀錄,以及會見後的發言工作。此外,李總統又自詡是一位文化的總統,所以我們也籌辦總統府音樂會。我請郭岱君負責音樂會的籌辦工作,由她決定主題和參與表演的音樂人,以及要安排哪些節目。這些都相當耗費時間,郭副局長也做得相當好。我記得第一次的總統府音樂會,找了胡乃元、林昭亮等小提琴家來演奏,音樂會地點是在總統府大禮堂,大約可容納二百人。這樣的音樂會前後至少辦了有七、八場之多,而每一場主題都不一樣,使總統府氣氛為之一變,社會各界對此評論極佳。
十六、對辜汪會談的一些感想
在辜汪會談的過程中,由於我方談判的策略得當,幾乎所有細節都是由我來主導,對方予以配合。細節之所以重要,因為很多不是問題的問題,在台灣看來都是問題。譬如雙方代表下榻酒店問題,已如前述。另外,新加坡政府好意邀請,希望雙方代表抵達的當天,能做東道主宴請雙方,以盡地主之誼；我對新加坡表示,好意只能心領。因為光是宴會時誰先代表致答謝詞,就是問題,更不用提辜汪兩人誰坐第一主位了。諸如此類的細微之處,我必須處處用心,需要顧慮一般國際談判時不會顧到的部分,因為絕對不能讓台灣有被矮化的感受。西方人很實際,不似東方人那麼在意面子問題,尤其是中國人。尊卑上下的觀念,經過中國傳統幾千年的傳承,在中國人的觀念中非常重要。
從兩岸談判中也可看出來,雙方的決策、執行過程很不相同。大陸方面,從授權到人事安排都是一條鞭式的,不會有相異的想法。而我們則是幾路人馬,海基會是海基會,陸委會又是陸委會,可說是多頭馬車,且又具有歇斯底里的恐懼症,在心態上就不太平衡。大陸方面對談判代表幾乎是充分授權；反觀我們則處處受限,陸委會還在立法院全部公布談判的底線,這在全世界談判歷史與經驗中幾乎未曾見過。雖然陸委會必須應付立法院中之民進黨,其壓力之大可想而知,但談判底線必須保持祕密,也不能公開談判過程。陸委會的此種作為非常不可思議。
而我與陸委會的另一個認知上的差異,是海基會成立的宗旨與性質。依照海基會的章程,政府的捐助款約占二分之一左右,其他則為民間捐款。所以我認為基本上海基會是民間單位,只是接受政府委託處理某些特別事務。在政府委託的事務範圍內,當然應該受政府的指揮與監督,但海基會本身仍然是個半獨立運作的組織。然而,陸委會卻欲將海基會納為下屬的行政體系,這是不合理的。黃昆輝即明言,如要解決這些決策上的糾葛,就應將海基會納入陸委會之下。此外,就個人關係來看,黃昆輝對於我出任海基會祕書長,本來就心生不滿,因為他本想安排葉金鳳出任祕書長,結果卻被辜振甫擋駕；再加上我是總統府副祕書長下放海基會,他對我很有意見。黃心胸不夠寬大,缺乏做為一個政務官應該有的氣度與擔當,我實在也看不出他主掌陸委會期間,有什麼特別的表現。之後,黃還是透過監督條例,充分掌控了海基會。
其實,有關海基會定位的爭議,對當時的兩岸談判確實造成負面影響。例如我與唐樹備磋商台商的相關問題時,唐也承認台商確實有些實際問題需要處理,問我可否安排兩週時間來大陸訪問；海基海協雙方共同帶領一個混合小組,實際去台商投資地訪查。若台商面臨的問題主要是由於大陸方面,就由大陸方面設法處理；若問題根源於台灣方面,則由我帶回處理。唐的提議,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中可謂是釋出了相當的善意,也提出了實際的解方。
自序
楔子
一九四九年秋,大陸山河變色。五○年五月,乃有舟山的大撤退。我的家鄉嵊泗,也在舟山防區,故亦奉命撤退。我一家六口,隨軍撤至基隆,至此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
我自高中二年級起,即立志投身外交事業,報效國家。後來經過激烈的競爭,終於在一九六二年五月,進入外交部服務,前後三十餘年。我在部內從委任科員做起,以迄禮賓司司長與新聞文化司司長；在外館則從助理三等祕書做起,以迄特派代表,循序漸進,從未躐等。我先後派駐過奧地利、義大利、馬爾他、西德、瑞典、史瓦濟蘭與新加坡等國。自然有許多閱歷與見聞。故在本書的第一部對我的外交生涯,稍加敘述。
自開始進入外交界,我本有意從一而終,做一輩子的職業外交官。但人生常有許多意外,一九八八年秋,我卻經歷了一段意外的人生旅程--那就是我在那年的十一月五日,宣誓成為總統府的副祕書長。
我在總統府服務,自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五日至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二日。這四年多的日子,我見證了台灣自威權解體進入民主化的過程,更參與了密笏,襄贊中樞,涉及許多要務。尤其是規劃了早期對大陸的工作,為兩岸關係的開展貢獻了心力。我亦籌劃了元首出國訪問,使務實外交踏出了完美的第一步。我又是歷史上的第一個總統府發言人,為總統府與民眾間開啟了一個交流的窗口。這四年多的意外歷程,雖然忙碌異常,甚至賠上健康,但卻使我視野擴大,格局提升,幾到脫胎換骨的地步。後來我又出任考試院銓敘部部長,更是意外,但我盡忠職守,仍為建立完善的文官制度而做出努力。這些在本書的第二部,加以交待。
由於我在前述那段日子裡,規劃了兩岸事務,從無到有,從有到更充實的經過,因緣際會又使我走上了第一線,與對岸從事四、五十年未曾有過的談判--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的新加坡辜汪會談。自此,我與兩岸事務結下了不解之緣。我先後提出了「兩岸和平合作協議」的稿本,「兩岸主權共享」的理論與「一中架構」的具體主張。我退休後,在中美文化經濟協會理事長任內(二○一○至二○一六),每年率領由退休政務官與學者專家合組的訪問團,訪問北京或上海,進行穿梭與溝通,為建立兩岸互信與諒解而努力。我深信兩岸只有透過和平發展,相互攜手,始能創造出中華民族美好的未來。這一切我在第三部中,都一一加以記述。
我生在大陸,長在台灣,既有中國心,更有台灣情。我總希望台灣未來能夠有美好的出路,因此我對台灣政局的發展,常常寄予厚望而提出若干看法。我觀察到,近六、七十年來的台灣社會,總是陷在省籍情結、統獨爭論、種族認同、島國心態與後日本殖民主義遺緒的漩渦之中而難以自拔。故我思考台灣的出路,大概只有「獨立」或「統一」,可以化解以上的迷思。我的認知,在目前的國際環境下,「獨立」之路難行。故不能不認真思考「統一」的可能性,因此我多次提出了「統一」的路徑圖,我期盼善良的台灣同胞,能夠理性、冷靜、客觀而有智慧的思考台灣的出路。對於年已垂暮的老人,這是我最大的希望。第四部,立意在此。
本書承蒙老友中國國民黨前副主席胡志強博士寫序推薦,備感榮寵。他在序中對我的溢美之詞愧不敢當。志強兄聰慧機智、博學多聞,有經國濟世之才。可惜為馬英九冰封於台中十有餘年,實屬不幸。任內又發生車禍暨小中風,言之更是痛心,十分不捨。
我一生要感謝的長官、師長、親戚、朋友太多。但最要感謝的,仍是我結縭一生的內子---程芷英女士。由於她的容忍、體諒、豁達、關愛、不離不棄,方使成就了今日的我。尤其她勤於持家,善於管教,我的兩個兒子,如今都有不錯的人品,很好的職業與美滿的家庭,她的付出真是令我畢生難忘。
這次回憶錄所以能夠成書,特別要感謝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的周惠民教授與李素瓊助教,他們在有限的人力資源下,調動了施純純博士與蕭淑慧小姐,為我進行長時間的口述記錄、打繕、整理、校稿工作,他們的貢獻實在是功不可沒。
本書中之若干章節,尤其有關新加坡部分,曾發表於二○一○年十月台北商務印書館出版之拙著《我和新加坡的情緣》一書,承蒙商務印書館允予轉載,特致謝意。
本書得以出版,最後要感謝的是:時報出版公司的趙政岷董事長、蘇清霖總監與李雅蓁編輯。透過他們的精心策劃、編排與設計,使得本書能有一個清新的面貌與讀者相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