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安全角度言，二十一世紀面對的是更不容易區分及定位之混合性威脅態勢，包含人工智慧、無人載具、大數據等在內之不斷更新科技在網路空間之彈性應用，新型態之網路情報的浮現，各國間諜作為較以往更靈活的變化且從來沒有中斷，國家行為者與恐怖分子、跨國組織罪犯等非國家行為者及其代理人之偽裝、混淆，不論是實體或虛擬空間亦均成為全天候承載攻擊之平台，導致支撐國家安全之情報與反情報已較以往遭受更大之挑戰。也造成情報理論之概念與假設不斷被檢證及相對應之實踐也不斷的受到衝擊，因而學界不得不重新思考是否有必要進行情報事務革命之論辯。而在此等變革之脈絡下，國家安全機制厥為首要改革之目標，並可見諸於各國之國家安全委員會及情報體制與運作之改革，特別是戰略反情報之重新設計且必須承擔更大責任，並聚焦於危機決策時情報必須有更佳的支援，而有助提出更好的政策及進而更佳的落實與有效率。同時，當作為國家特殊功能之情報與反情報不得不更多侵入市民社會而可能衝擊民權時，情報之人權與監督就必須發揮較過去更大之制衡功能，亦必須強化情報倫理，而避免過於遷就安全而終究傷害人權。且在國土安全情報企業之必然發展趨勢下，國家情報之國內途徑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作為保護國家重大關鍵基礎建設運作一環之私部門如何能夠與國家情報結為更密切之夥伴關係，如何擴大公開來源情報等不同之情報來源，並能夠進行公私部門、情報與執法部門間之資訊分享，減緩內賊的破壞，強化企業之反情報努力，並充分發揮攻擊性與防衛性反情報之功能，才可能推動整合式之情報操作能力，並輔以虛擬情報圈之補充功能，而盼能夠逐步架構出完善且可以具體操作之情報與反情報安全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