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軍事勝利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離開熟悉的農村根據地，逐步接管城市，進入陌生的政治文化生態，恢復經濟、改造機構、鞏固政權。高崢教授強調由此?動的文化轉型，與政權更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本書以杭州為中心，詳細考察1949至1954年間中共對接管幹部的準備和訓練、城市政策的制定與對話，以及接管後城市與鄉村、南方與北方、革命與傳統等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和互動。在此過程中，革命者改造了傳統城市，城市也改造了農村革命者。而革命者這種新的文化認同，對確立新政權的合法性、穩定性和現代性，同時保持其革命理想，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好評推薦
這是繼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和傅高義（Ezra F. Vogel）研究天津和廣州之後，論述共產黨「解放」中國城市最好的一本書。高崢利用口述歷史、至今保密的黨內通訊以及個人回憶錄，對中共幹部接管一個南方主要都會的過程，作出了引人入勝、循序漸進的描述。新革命政權的成功，取決於它能否調整其農村根基以適應國民黨控制下的城市文化。高崢詳細論證此過程，為「1949-1950分界」增添一個全新而深入的理解維度。──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已故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歷史系教授）
高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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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繼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和傅高義（Ezra F. Vogel）研究天津和廣州之後，論述共產黨「解放」中國城市最好的一本書。高崢利用口述歷史、至今保密的黨內通訊以及個人回憶錄，對中共幹部接管一個南方主要都會的過程，作出了引人入勝、循序漸進的描述。新革命政權的成功，取決於它能否調整其農村根基以適應國民黨控制下的城市文化。高崢詳細論證此過程，為「1949-1950分界」增添一個全新而深入的理解維度。──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已故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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