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完整、詳實的日治時期台灣電影史
1895年，電影開始轉動了，日本也開始統治台灣，
在帝國的推動下，台灣迅速形成特有的電影歷史。
台灣電影史的開端，與歐美乃至日本的脈動息息相關。1895年，法國盧米埃兄弟在巴黎放映電影，被視為電影史的起點。也在這一年，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被併入新興的現代帝國。日本統治台灣，粗略可分為日治之初高壓又懷柔的摸索階段、1920年代內地延長主義、1930年中後期戰爭動員等階段。
日本很早就注意到電影作為政治宣傳的作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意識到影像的力量，特別請高松豐次郎到台灣放映電影並進行政治宣傳。日俄戰爭爆發之初，台灣民間謠傳日本將會戰敗，高松豐次郎便放映日俄戰爭場景的電影，傳達日本的強大。1907年高松豐次郎為宣傳總督府的政績而拍攝《台灣實況介紹》，影片雖已佚失，但透過《台灣日日新報》可看到殖民者眼中的台灣。影像是視覺的呈現，隨著日本國內博覽會的熱潮，台灣也在其中展示。然而，無論是影像或博覽會，原住民始終是被高壓觀看的焦點。
1910年代，台北電影常設館僅芳乃亭與世界館兩家，放映片目在《台灣日日新報》都有報導，因此電影館無需刊登廣告。隨著日本電影的發展，芳乃亭與世界館的競爭逐漸白熱化，兩家都設法引入日活、天活的作品，甚至刊登主打辯士的廣告。到了1920年代，兩家電影館持續進化，修建新館，台灣的電影生態進入新的境界。
在日治時期，日本對台灣的想像是什麼？在1920年前後來台灣拍攝的《虛榮之夢》（1918）與《佛陀之瞳》（1922）裡，台灣洋溢著異國情調。其中根深柢固的想像則是原住民乃至吳鳳神話，從《哀之曲》（1919）、《阿里山俠兒》（1927）到《義人吳鳳》（1932）都是如此。日本總督府一手打造吳鳳的神話，也成為日本國定教科書的內容。
從1920年代中期開始，台灣掀起一波上海電影熱。受歡迎的類型主要有武俠奇觀（如《火燒紅蓮寺》）、階級差異的愛情悲劇或家庭倫理劇。而台灣的在地通俗文化維繫了這兩類電影的人氣，如《三六九小報》將電影化為小說連載、蘭記書局販賣武俠小說與連環畫。
1927年美國好萊塢第一部有聲電影《爵士歌手》問世，標示著電影進入有聲電影的年代，在台灣則是有聲與默片共存。隨著日本電影進入有聲時代，電影館也加裝新設備。雖然上海電影都是默片，但辯士的言說、加上唱片業的興起、作詞作曲家為電影譜寫詞曲、甚至歌仔冊也有以電影為主題，在在讓這些默片變得如有聲一般。此外，1930年代台灣進入廣播時代，其中有電影解說節目，詹天馬便曾解說阮玲玉主演的《戀愛與義務》。
1931年「台北映畫聯盟」成立，除了影迷定期聚會觀看電影，也舉辦以歐美電影（洋畫）為主的影展。在《吳新榮日記》和龍瑛宗的文學作品中，可看到兩人對法國電影的喜愛。1925年成立的「台灣映畫研究會」是一群台灣青年電影夢的起點。他們所拍攝的《誰之過》（1925）轟動一時，可惜無後繼作品。之後歷經《血痕》（1929）、《怪紳士》（1933），1938年迎來有聲電影《望春風》（1938），其片名是根據同名流行曲而來，可見1930年代末期大眾文化的景況。
日治時期的作家們以電影為中介，描述封建社會的悲涼或落空的城市夢，或勾勒出中上階層的生活樣貌。1930年代中期，台灣知識份子曾經有過希特勒熱潮。台灣第一位參加奧運的選手張星賢便親眼見過希特勒，他曾以台灣人的身分代表滿洲國，也曾以日本人的身分參加柏林奧運，是這一代台灣人複雜身分認同的共通寫照。
1930年代中後期開始，隨著日本發動戰爭，出現了一系列戰爭電影，1940年的《燃燒的天空》開始加入圓谷英二的特攝元素，戰爭場面更為逼真。戰爭電影對台灣人有何影響？世代差異明顯：30多歲的吳新榮因目睹戰爭的慘狀而心生厭惡，18歲的葉盛吉看了《燃燒的天空》後感動萬分，10歲少年東俊賢則因為這部電影而萌生報考少年航空學校的心願。
新興帝國日本充分運用電影的影響力，殖民地或佔領地大都設有電影設置機構。為闡釋「大東亞共榮圈」，而運用電影來連結日本與殖民地或佔領地的歷史。在敵人為「ABCD」（美國、英國、中國與荷蘭）的情況下，台灣成為對抗荷蘭的角色，《國姓爺合戰》（1940）便是以日本的鄭成功神話為主題，《海上的豪族》（1942）則是濱田彌兵衞趕走荷蘭人的故事。
李香蘭是「大東亞共榮圈」的傳奇。她從滿映起家，而後在日本、台灣乃至上海成為人氣演員與歌手。她會講日語的中國人形象以及受過俄國美聲訓練的歌聲，都讓她帶有朦朧的異國感。她在台灣拍攝的電影《莎韻之鐘》（1943），在原住民部落上映後，掀起了加入「高砂義勇隊」的風潮。
電影是政治和經濟因素、社會文化脈絡與影像交織下的產物，而殖民者的統治策略、經濟發展、社會樣態與文化風貌各有不同，在此架構下，本書試圖爬梳台灣電影在日治時期的發展軌跡。
1895年，電影開始轉動了，日本也開始統治台灣，
在帝國的推動下，台灣迅速形成特有的電影歷史。
台灣電影史的開端，與歐美乃至日本的脈動息息相關。1895年，法國盧米埃兄弟在巴黎放映電影，被視為電影史的起點。也在這一年，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被併入新興的現代帝國。日本統治台灣，粗略可分為日治之初高壓又懷柔的摸索階段、1920年代內地延長主義、1930年中後期戰爭動員等階段。
日本很早就注意到電影作為政治宣傳的作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意識到影像的力量，特別請高松豐次郎到台灣放映電影並進行政治宣傳。日俄戰爭爆發之初，台灣民間謠傳日本將會戰敗，高松豐次郎便放映日俄戰爭場景的電影，傳達日本的強大。1907年高松豐次郎為宣傳總督府的政績而拍攝《台灣實況介紹》，影片雖已佚失，但透過《台灣日日新報》可看到殖民者眼中的台灣。影像是視覺的呈現，隨著日本國內博覽會的熱潮，台灣也在其中展示。然而，無論是影像或博覽會，原住民始終是被高壓觀看的焦點。
1910年代，台北電影常設館僅芳乃亭與世界館兩家，放映片目在《台灣日日新報》都有報導，因此電影館無需刊登廣告。隨著日本電影的發展，芳乃亭與世界館的競爭逐漸白熱化，兩家都設法引入日活、天活的作品，甚至刊登主打辯士的廣告。到了1920年代，兩家電影館持續進化，修建新館，台灣的電影生態進入新的境界。
在日治時期，日本對台灣的想像是什麼？在1920年前後來台灣拍攝的《虛榮之夢》（1918）與《佛陀之瞳》（1922）裡，台灣洋溢著異國情調。其中根深柢固的想像則是原住民乃至吳鳳神話，從《哀之曲》（1919）、《阿里山俠兒》（1927）到《義人吳鳳》（1932）都是如此。日本總督府一手打造吳鳳的神話，也成為日本國定教科書的內容。
從1920年代中期開始，台灣掀起一波上海電影熱。受歡迎的類型主要有武俠奇觀（如《火燒紅蓮寺》）、階級差異的愛情悲劇或家庭倫理劇。而台灣的在地通俗文化維繫了這兩類電影的人氣，如《三六九小報》將電影化為小說連載、蘭記書局販賣武俠小說與連環畫。
1927年美國好萊塢第一部有聲電影《爵士歌手》問世，標示著電影進入有聲電影的年代，在台灣則是有聲與默片共存。隨著日本電影進入有聲時代，電影館也加裝新設備。雖然上海電影都是默片，但辯士的言說、加上唱片業的興起、作詞作曲家為電影譜寫詞曲、甚至歌仔冊也有以電影為主題，在在讓這些默片變得如有聲一般。此外，1930年代台灣進入廣播時代，其中有電影解說節目，詹天馬便曾解說阮玲玉主演的《戀愛與義務》。
1931年「台北映畫聯盟」成立，除了影迷定期聚會觀看電影，也舉辦以歐美電影（洋畫）為主的影展。在《吳新榮日記》和龍瑛宗的文學作品中，可看到兩人對法國電影的喜愛。1925年成立的「台灣映畫研究會」是一群台灣青年電影夢的起點。他們所拍攝的《誰之過》（1925）轟動一時，可惜無後繼作品。之後歷經《血痕》（1929）、《怪紳士》（1933），1938年迎來有聲電影《望春風》（1938），其片名是根據同名流行曲而來，可見1930年代末期大眾文化的景況。
日治時期的作家們以電影為中介，描述封建社會的悲涼或落空的城市夢，或勾勒出中上階層的生活樣貌。1930年代中期，台灣知識份子曾經有過希特勒熱潮。台灣第一位參加奧運的選手張星賢便親眼見過希特勒，他曾以台灣人的身分代表滿洲國，也曾以日本人的身分參加柏林奧運，是這一代台灣人複雜身分認同的共通寫照。
1930年代中後期開始，隨著日本發動戰爭，出現了一系列戰爭電影，1940年的《燃燒的天空》開始加入圓谷英二的特攝元素，戰爭場面更為逼真。戰爭電影對台灣人有何影響？世代差異明顯：30多歲的吳新榮因目睹戰爭的慘狀而心生厭惡，18歲的葉盛吉看了《燃燒的天空》後感動萬分，10歲少年東俊賢則因為這部電影而萌生報考少年航空學校的心願。
新興帝國日本充分運用電影的影響力，殖民地或佔領地大都設有電影設置機構。為闡釋「大東亞共榮圈」，而運用電影來連結日本與殖民地或佔領地的歷史。在敵人為「ABCD」（美國、英國、中國與荷蘭）的情況下，台灣成為對抗荷蘭的角色，《國姓爺合戰》（1940）便是以日本的鄭成功神話為主題，《海上的豪族》（1942）則是濱田彌兵衞趕走荷蘭人的故事。
李香蘭是「大東亞共榮圈」的傳奇。她從滿映起家，而後在日本、台灣乃至上海成為人氣演員與歌手。她會講日語的中國人形象以及受過俄國美聲訓練的歌聲，都讓她帶有朦朧的異國感。她在台灣拍攝的電影《莎韻之鐘》（1943），在原住民部落上映後，掀起了加入「高砂義勇隊」的風潮。
電影是政治和經濟因素、社會文化脈絡與影像交織下的產物，而殖民者的統治策略、經濟發展、社會樣態與文化風貌各有不同，在此架構下，本書試圖爬梳台灣電影在日治時期的發展軌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