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信而有證》為題，取自《左傳．昭公八年》：「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此句意即為君子者，所說的話都應該是有憑有據、千真萬確，別人自然也無從埋怨或指責。
身份證作為一種由公權力發出的憑證，具有核實持證人身份的作用，就像「君子之言」一樣，憑「徵（證）」使他人「信」其身份而不生疑，使「怨遠於其身」，毋庸再為向他人解釋自己是誰而煩惱。
先天的政治法律地位和社會條件的局限，讓澳門達至「信而有『證』」的過程可謂波折重重，以至歷近百年方克竟全功。在葡萄牙對澳門實施行政管理時，曾多次嘗試在法律容許的框架下，為澳門的居住人口發出統一的身份證明文件，但從未成功，持不同證件的人所享有的待遇也不同；直至現今澳門市民能以「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證明自己擁有「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從而享有不同的法律保障、權利和福利。當中澳門經歷了不同事件的演變，方能結束以往多款身份識別文件並存於社會的局面，同時亦為澳門的「市民身份」建立良好的基礎，讓澳門居民共同建構一個屬於「澳門人」的身份認同。
身份證作為一種由公權力發出的憑證，具有核實持證人身份的作用，就像「君子之言」一樣，憑「徵（證）」使他人「信」其身份而不生疑，使「怨遠於其身」，毋庸再為向他人解釋自己是誰而煩惱。
先天的政治法律地位和社會條件的局限，讓澳門達至「信而有『證』」的過程可謂波折重重，以至歷近百年方克竟全功。在葡萄牙對澳門實施行政管理時，曾多次嘗試在法律容許的框架下，為澳門的居住人口發出統一的身份證明文件，但從未成功，持不同證件的人所享有的待遇也不同；直至現今澳門市民能以「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證明自己擁有「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從而享有不同的法律保障、權利和福利。當中澳門經歷了不同事件的演變，方能結束以往多款身份識別文件並存於社會的局面，同時亦為澳門的「市民身份」建立良好的基礎，讓澳門居民共同建構一個屬於「澳門人」的身份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