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記是研究歷史人物的重要素材,不僅可以研究傳主一生經歷與思想,同時也可以研究相關人物的生平與過往。
狄膺一向有留下紀錄的習慣,他從八歲起便有不全的日記,結婚後因故不續寫。留法期間曾有日記,但返國後因任職中央政治會議,擔心洩漏機密,所以暫停日記,僅在每日記賬的賬本中間錄雜感。直到遷徙來臺後,才復記日記。
1952至1953年的國策第一目標仍是反攻大陸,然而隨著準備時間拉長,經濟發展與反攻儲備開始產生矛盾。例如在農產品的出售上,應當以出口換取外匯,或者儲存以備反攻使用,兩者孰輕孰重舉棋不定,未能定下以何者為重之方針。立法院在此情況下,討論的議案也大半與物價、稅率等有關,可以看到臺灣1950年代初期面臨的經濟問題。
1952年初,《中日和平條約》急於簽定,政府的堅持、外交的難處,都被狄膺記載於日記當中。
在生活方面,物價節節上漲,通貨膨脹,而公教人員薪水維持不變,造成生活困難。狄膺雖然家人不在身邊,開支不多,但面對同鄉故舊的請求,也漸感濟助能力有限。
1952年10月,狄膺轉任黨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在這數年間,前輩大老如居正、吳稚暉等紛紛謝世。另方面,由於大陸風聲日緊,家人舊友的通信受阻,消息不通,但斷斷續續傳來的家鄉情況大半令人不安,親友或遭清算,或被捕殺。但在海峽彼岸的狄膺一切無能為力,只能期望早日反攻而已。
對於書寫來說,瑣碎是一項缺點,但就史料價值而言,瑣碎的記事有時反而留存了更多資訊。從狄膺的紀錄中,可以看到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時的日常生活與社會環境。這些跟著政府來臺的外省人們,或者原居本島的臺灣人們,他們吃什麼？住在哪？需要什麼用品？收入從何而來？出門如何移動？閒暇時去哪裡遊玩？在當時的臺灣,人們是怎麼「生活」的,從狄膺的細碎記事中,應可勾勒出部分輪廓。
狄膺一向有留下紀錄的習慣,他從八歲起便有不全的日記,結婚後因故不續寫。留法期間曾有日記,但返國後因任職中央政治會議,擔心洩漏機密,所以暫停日記,僅在每日記賬的賬本中間錄雜感。直到遷徙來臺後,才復記日記。
1952至1953年的國策第一目標仍是反攻大陸,然而隨著準備時間拉長,經濟發展與反攻儲備開始產生矛盾。例如在農產品的出售上,應當以出口換取外匯,或者儲存以備反攻使用,兩者孰輕孰重舉棋不定,未能定下以何者為重之方針。立法院在此情況下,討論的議案也大半與物價、稅率等有關,可以看到臺灣1950年代初期面臨的經濟問題。
1952年初,《中日和平條約》急於簽定,政府的堅持、外交的難處,都被狄膺記載於日記當中。
在生活方面,物價節節上漲,通貨膨脹,而公教人員薪水維持不變,造成生活困難。狄膺雖然家人不在身邊,開支不多,但面對同鄉故舊的請求,也漸感濟助能力有限。
1952年10月,狄膺轉任黨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在這數年間,前輩大老如居正、吳稚暉等紛紛謝世。另方面,由於大陸風聲日緊,家人舊友的通信受阻,消息不通,但斷斷續續傳來的家鄉情況大半令人不安,親友或遭清算,或被捕殺。但在海峽彼岸的狄膺一切無能為力,只能期望早日反攻而已。
對於書寫來說,瑣碎是一項缺點,但就史料價值而言,瑣碎的記事有時反而留存了更多資訊。從狄膺的紀錄中,可以看到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時的日常生活與社會環境。這些跟著政府來臺的外省人們,或者原居本島的臺灣人們,他們吃什麼？住在哪？需要什麼用品？收入從何而來？出門如何移動？閒暇時去哪裡遊玩？在當時的臺灣,人們是怎麼「生活」的,從狄膺的細碎記事中,應可勾勒出部分輪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