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6日，史迪威決定撤出緬甸，在發出最後一條消息後，下令銷毀無線電和車輛，然後率領114人包括他的指揮部剩餘人員、一群護士、一位國軍將領及其私人保鑣、一小隊英國突擊隊員、數名機械師、一些平民和一名新聞記者，徒步向西進入叢林，於5月15日成功撤抵印度，沒有損失任何一名成員。
中國大陸研究遠征軍多年的歷史學者盧潔峰在《仁安羌解圍戰考～顛覆仁安羌大捷神話》的書中引述了幾段有關孫立人在臺灣第四軍官訓練班（1947.10～1950.09）中有關「仁安羌戰役」的談話：
一、記得我們在緬甸作戰時，那裡的天氣，非常的熱，皮膚上常常曬的起泡，同時我們又是在一個原始森林中向前進攻，有十幾天還找不到水源，官兵都在熱與渴的困難下苦鬥著。那天，團長報告我，士兵實在渴極了，一滴水都沒有了，無法再行忍耐。當時我詳細的研究地圖，發現我們陣地的前面不遠，地圖上載有一道沙河，我想，有了沙河就一定有方法取水，於是我命令團長，轉知下級說，只要向前攻擊，前面就有一道河，河裡有水。土兵聞訊，大家奮勇進攻，很快的就攻到了河邊，果然發現了水，而我們進攻的任務也告達成。
二、還記得我帶領（新）38師進入印度時，備受英印人歡迎，就因為我軍在仁安羌之役曾以不滿一千之兵，擊敗十倍於我之敵，而解英軍八千之圍，致使英國官兵個個都豎起大拇指高呼「中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更有許多軍官在被解救之時，壓制不住感激的熱情，抱著我們的軍官跳了起來，一直到我們入印，還對我們，對我們中國，輸以無上的崇敬，這才是我們軍人的光榮。
三、我帶領新38師出國遠征，首先在仁安羌一戰大捷，解了英軍八千之圍，敗敵人十倍於我之眾，正預備乘勝進攻，不料當時全盤戰局，與我不利，敵人以曼德勒為中心，完成鉗形攻勢，北上包圍，於是英方決定放棄緬甸，西撤印度。我國遠征的第五軍，亦即北撤，新38師奉命掩護英軍和國軍的撤退，成了殿後之軍。
四、接著，我們出國，到了緬甸，駐兵曼德勒。當時，主席蔣公，教我負起衛成曼德勒的責任。主席曾經教（叫）我去，說曼德勒很像南京，要我好好防守。我蒙此面命，認為很是光榮。當時曼德勒左翼是國軍第五軍，右翼是英國軍隊。不料英軍不爭氣，受了敵人壓迫後撤，而敵人又追逐得很快。結果英軍第一軍團第1師約及萬人，被敵人兩個聯隊約八千之眾，圍於仁安羌北面一山地上。另一聯隊，正在追逐英軍指揮所。
於是英軍指揮官亞歷山大（現加拿大總督，總督任期：1946.04.12～1952.02.28），要求主席蔣公派人援助。
我在曼德勒佈置才有兩天，那晚上就奉到上面命令，教（叫）我派一團受第五軍指揮，派一團增援仁安羌，受英軍指揮，自己帶一團守曼德勒。我認為這種五馬分屍的方法不能表現戰力，而且分散後，曼德勒一定無法可守。所以，11時半接命令，12時即趕赴上級指揮官處報告。
我說英軍萬人，受日軍八千之圍，今派一團人援救，真能作戰者，不足一千，又受英人指揮，英人從來未曾指揮過中國軍隊，中國軍隊又從未受英人指揮，上下情意，必難貫通，作戰必無表現。況且英軍是敗兵之將，不足以言勇。如此處置，結果此一團，必遭消滅。一旦前線挫敗，敵人乘勝來攻曼德勒，我帶一團人，守曼德勒，亦必無功，等於坐以待斃。現在我願意去指揮，力量必大。並且我坐城待斃，亦非得計。兵法所謂「與其戰於城寧戰於郊」。如果此次增援部隊勝利，那麼守城部隊，也就高枕無憂了。
我雖如此說，但上面仍是不准。我又向參謀長詳為解說，那參謀長竟說，你不知道麼，這一團是送人情，以一萬人被圍，一千人何能解救？我說，我作部隊長的，不能白看著部下去死，就是去死，也要同死，死馬也得作活馬用。又從三時講到六時，上面才說「好吧，你去吧，如果打了勝仗，你算首功」。詞意之間，料定我必敗無疑。
當日晨八時，我就趕到前線指揮所，英第一軍長史林姆W. J. Slim（現任英軍參謀總長，總長任期：1948～1952）問我到了多少援軍。我說一團人。他聽了非常喪氣，因英軍被圍已兩天，水也沒有喝，師長斯高特Sott來電話說，準備投降。史林姆問我「怎麼辦？」我說，「教（叫）他們死守，告訴他中國援軍到了，一切忍耐。」接著第二次電話又來，史林姆手顫心慌望著我說：「怎麼辦？」我說「教（叫）他們死守，中國軍隊快要攻擊了」。那電話問，「中國軍隊什麼時候到？」史林姆仍只望著我。我說，「我沒有方法說定時間，中國軍隊打到最後一人，連我也在內，一定要將他們救出」。「真的嗎？」「君子無戲言」。「好吧，我們是君子協定」史林姆感動得緊握我的手。
本來我部官兵，平時處處受欺，時時嘔氣，早就想找一作戰機會，一顯身手，藉以一洩胸中憤慨不平之氣。所以，此次出發，人人奮勇，個個爭先，士氣的旺盛，戰鬥意志的堅強，無以復加，真如怒馬奔騰，喊也喊不住，第一天順利的猛攻，瘋狂的前進，一氣就打到了拼牆河（賓河）邊，接著就是多方擾亂，積極作渡河的準備，偵察地形等，絕未停留。敵人見我軍來勢兇猛，我們又冒稱為第二軍一軍人增援。所以，從頭一天打到第二天下午，就已擊潰整個包圍，日軍後撤，英軍一師脫險。他們出圍後，抱著中國兵接吻狂跳，豎起大拇指高呼，「中國萬歲！」「蔣委委員長萬歲！」「三十八師萬歲！」
由於上述這一個事實，英國軍隊近萬，馬幾千匹，圍師兩聯隊八千餘人，而我一一三團劉放吾團長所部，才千二百餘人，除伙夫雜兵外，真能戰鬥的不過八百餘人，而能以少擊多，擊潰十倍於我之敵人，解救十倍於我之友軍，其成功原因，就是士兵的戰鬥意志，與指揮官的決心而已。岳武穆以五百之眾，而能破金兀朮的拐子馬，其原因亦即在此。所以部隊受了氣，應從戰場上發洩，這一戰使中國軍隊的國際地位，提高了很多，所以是無上的光榮，而過去所受的骯髒氣，也可因此而洩盡無餘了。（註一）
但張鑄勳將軍在《中國遠征軍滇緬路之作戰》一書中，對於新38師《戰鬥詳報》的相關紀錄，就不客氣的指出：「……仁安羌協同作戰的指揮關係，有說孫立人到達後拆散第113團的協同作戰編組，單獨指揮戰車和砲兵顯然有誤……『《戰鬥詳報》記載：18日拂曉我劉團展開於賓河北岸，與英軍協定戰車搜索、砲兵支援，向敵展開攻擊，已經說明此戰由步兵團長指揮同作戰。《戰鬥詳報》又指師長星夜趕到親自指揮，前後自相矛盾，誤導歷史認知，成為引起爭論的源頭。此時所有的攻擊準備，都在17日下午第113團到達賓河北岸時，由團長按照〝部隊指揮程序〞完成。以團長職責，從攻擊準備到攻擊實施，均需親力親為一以貫之，於18日晨率部攻擊，指揮作戰責無旁貸……』……《戰鬥詳報》並增列一則4月20日24時下達以兩個團攻擊的命令，於明（21）日拂曉實施，準備和到達戰場的日軍第33師團主力決戰。而羅卓英的預備命令和史林姆回憶錄，都證明孫立人當時的決定為撤離仁安羌，不是攻擊日軍主力。所以下達的只有一則撤退命令，實際行動也是21日凌晨向皎勃東實施遲滯作戰。證實這則以兩個團攻擊的師作戰命令，不是仁安羌作戰時期所策定的計畫，係在戰後自行添加的虛構資料，嚴重違背必須輯錄『實戰經過』、記述『具體真相』的規定，收納在《戰鬥詳報》存檔，成為仁安羌作戰的不實歷史文件。這份文件賦予第112、第113團兩個團的作戰任務，附圖、附表齊全，目的在留下仁安羌作戰時期曾經以兩個團參戰的完整記錄，成為師級部隊的作戰命令，誤導為師長指揮」。（註二）
馬英九總統在2022年（4～5月）於國立政治大學舉辦的「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80週年座談會」中發表的《紀念仁安羌戰役～還原中國遠征軍的光輝歷史》一文中也特別指出：「……當時中國遠征軍新38師師長孫立人將軍的任務是戍守距仁安羌240公里曼德勒（又稱瓦城）的指揮官，他自行前來仁安羌的任務屬於督導性質，不是指揮，因為他的身分職責仍是曼德勒衛戍司令。中國遠征軍派往仁安羌的只有第113團一個團，是羅卓英司令長官接受盟軍之請求，交由英緬軍史林姆將軍領導為英軍解圍部隊。當年劉放吾團長在戰地是直接聽命於史林姆將軍前往仁安羌地區替英軍解圍的唯一部隊；而依照孫立人師長的行程，他由曼德勒經漂貝趕到仁安羌前線時，已是18日晨8時，自然不可能指揮正在激戰中的第113團，但在史林姆將軍同意下，曾參加相關作戰會議，提供意見。近年解密的檔案資料、往來電文，包括蔣委員長的日記與手令，都證實作戰是由團長劉放吾直接指揮。然而，戰後由新38師司令部編撰的仁安羌戰鬥詳報，卻聚焦於師長孫立人如何指揮，未見團長作為，影響至鉅……在仁安羌大捷中，113團劉放吾團長出力最多、犧牲最大（200多位官兵殉國）。他對內有孫立人將軍與部屬的爭功，對外有英軍官說謊諉過，受盡委屈數十年，歷史早就應該還他公道了！」（註三）
然這一切的是非曲折都必須從第一次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開始談起。
中國大陸研究遠征軍多年的歷史學者盧潔峰在《仁安羌解圍戰考～顛覆仁安羌大捷神話》的書中引述了幾段有關孫立人在臺灣第四軍官訓練班（1947.10～1950.09）中有關「仁安羌戰役」的談話：
一、記得我們在緬甸作戰時，那裡的天氣，非常的熱，皮膚上常常曬的起泡，同時我們又是在一個原始森林中向前進攻，有十幾天還找不到水源，官兵都在熱與渴的困難下苦鬥著。那天，團長報告我，士兵實在渴極了，一滴水都沒有了，無法再行忍耐。當時我詳細的研究地圖，發現我們陣地的前面不遠，地圖上載有一道沙河，我想，有了沙河就一定有方法取水，於是我命令團長，轉知下級說，只要向前攻擊，前面就有一道河，河裡有水。土兵聞訊，大家奮勇進攻，很快的就攻到了河邊，果然發現了水，而我們進攻的任務也告達成。
二、還記得我帶領（新）38師進入印度時，備受英印人歡迎，就因為我軍在仁安羌之役曾以不滿一千之兵，擊敗十倍於我之敵，而解英軍八千之圍，致使英國官兵個個都豎起大拇指高呼「中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更有許多軍官在被解救之時，壓制不住感激的熱情，抱著我們的軍官跳了起來，一直到我們入印，還對我們，對我們中國，輸以無上的崇敬，這才是我們軍人的光榮。
三、我帶領新38師出國遠征，首先在仁安羌一戰大捷，解了英軍八千之圍，敗敵人十倍於我之眾，正預備乘勝進攻，不料當時全盤戰局，與我不利，敵人以曼德勒為中心，完成鉗形攻勢，北上包圍，於是英方決定放棄緬甸，西撤印度。我國遠征的第五軍，亦即北撤，新38師奉命掩護英軍和國軍的撤退，成了殿後之軍。
四、接著，我們出國，到了緬甸，駐兵曼德勒。當時，主席蔣公，教我負起衛成曼德勒的責任。主席曾經教（叫）我去，說曼德勒很像南京，要我好好防守。我蒙此面命，認為很是光榮。當時曼德勒左翼是國軍第五軍，右翼是英國軍隊。不料英軍不爭氣，受了敵人壓迫後撤，而敵人又追逐得很快。結果英軍第一軍團第1師約及萬人，被敵人兩個聯隊約八千之眾，圍於仁安羌北面一山地上。另一聯隊，正在追逐英軍指揮所。
於是英軍指揮官亞歷山大（現加拿大總督，總督任期：1946.04.12～1952.02.28），要求主席蔣公派人援助。
我在曼德勒佈置才有兩天，那晚上就奉到上面命令，教（叫）我派一團受第五軍指揮，派一團增援仁安羌，受英軍指揮，自己帶一團守曼德勒。我認為這種五馬分屍的方法不能表現戰力，而且分散後，曼德勒一定無法可守。所以，11時半接命令，12時即趕赴上級指揮官處報告。
我說英軍萬人，受日軍八千之圍，今派一團人援救，真能作戰者，不足一千，又受英人指揮，英人從來未曾指揮過中國軍隊，中國軍隊又從未受英人指揮，上下情意，必難貫通，作戰必無表現。況且英軍是敗兵之將，不足以言勇。如此處置，結果此一團，必遭消滅。一旦前線挫敗，敵人乘勝來攻曼德勒，我帶一團人，守曼德勒，亦必無功，等於坐以待斃。現在我願意去指揮，力量必大。並且我坐城待斃，亦非得計。兵法所謂「與其戰於城寧戰於郊」。如果此次增援部隊勝利，那麼守城部隊，也就高枕無憂了。
我雖如此說，但上面仍是不准。我又向參謀長詳為解說，那參謀長竟說，你不知道麼，這一團是送人情，以一萬人被圍，一千人何能解救？我說，我作部隊長的，不能白看著部下去死，就是去死，也要同死，死馬也得作活馬用。又從三時講到六時，上面才說「好吧，你去吧，如果打了勝仗，你算首功」。詞意之間，料定我必敗無疑。
當日晨八時，我就趕到前線指揮所，英第一軍長史林姆W. J. Slim（現任英軍參謀總長，總長任期：1948～1952）問我到了多少援軍。我說一團人。他聽了非常喪氣，因英軍被圍已兩天，水也沒有喝，師長斯高特Sott來電話說，準備投降。史林姆問我「怎麼辦？」我說，「教（叫）他們死守，告訴他中國援軍到了，一切忍耐。」接著第二次電話又來，史林姆手顫心慌望著我說：「怎麼辦？」我說「教（叫）他們死守，中國軍隊快要攻擊了」。那電話問，「中國軍隊什麼時候到？」史林姆仍只望著我。我說，「我沒有方法說定時間，中國軍隊打到最後一人，連我也在內，一定要將他們救出」。「真的嗎？」「君子無戲言」。「好吧，我們是君子協定」史林姆感動得緊握我的手。
本來我部官兵，平時處處受欺，時時嘔氣，早就想找一作戰機會，一顯身手，藉以一洩胸中憤慨不平之氣。所以，此次出發，人人奮勇，個個爭先，士氣的旺盛，戰鬥意志的堅強，無以復加，真如怒馬奔騰，喊也喊不住，第一天順利的猛攻，瘋狂的前進，一氣就打到了拼牆河（賓河）邊，接著就是多方擾亂，積極作渡河的準備，偵察地形等，絕未停留。敵人見我軍來勢兇猛，我們又冒稱為第二軍一軍人增援。所以，從頭一天打到第二天下午，就已擊潰整個包圍，日軍後撤，英軍一師脫險。他們出圍後，抱著中國兵接吻狂跳，豎起大拇指高呼，「中國萬歲！」「蔣委委員長萬歲！」「三十八師萬歲！」
由於上述這一個事實，英國軍隊近萬，馬幾千匹，圍師兩聯隊八千餘人，而我一一三團劉放吾團長所部，才千二百餘人，除伙夫雜兵外，真能戰鬥的不過八百餘人，而能以少擊多，擊潰十倍於我之敵人，解救十倍於我之友軍，其成功原因，就是士兵的戰鬥意志，與指揮官的決心而已。岳武穆以五百之眾，而能破金兀朮的拐子馬，其原因亦即在此。所以部隊受了氣，應從戰場上發洩，這一戰使中國軍隊的國際地位，提高了很多，所以是無上的光榮，而過去所受的骯髒氣，也可因此而洩盡無餘了。（註一）
但張鑄勳將軍在《中國遠征軍滇緬路之作戰》一書中，對於新38師《戰鬥詳報》的相關紀錄，就不客氣的指出：「……仁安羌協同作戰的指揮關係，有說孫立人到達後拆散第113團的協同作戰編組，單獨指揮戰車和砲兵顯然有誤……『《戰鬥詳報》記載：18日拂曉我劉團展開於賓河北岸，與英軍協定戰車搜索、砲兵支援，向敵展開攻擊，已經說明此戰由步兵團長指揮同作戰。《戰鬥詳報》又指師長星夜趕到親自指揮，前後自相矛盾，誤導歷史認知，成為引起爭論的源頭。此時所有的攻擊準備，都在17日下午第113團到達賓河北岸時，由團長按照〝部隊指揮程序〞完成。以團長職責，從攻擊準備到攻擊實施，均需親力親為一以貫之，於18日晨率部攻擊，指揮作戰責無旁貸……』……《戰鬥詳報》並增列一則4月20日24時下達以兩個團攻擊的命令，於明（21）日拂曉實施，準備和到達戰場的日軍第33師團主力決戰。而羅卓英的預備命令和史林姆回憶錄，都證明孫立人當時的決定為撤離仁安羌，不是攻擊日軍主力。所以下達的只有一則撤退命令，實際行動也是21日凌晨向皎勃東實施遲滯作戰。證實這則以兩個團攻擊的師作戰命令，不是仁安羌作戰時期所策定的計畫，係在戰後自行添加的虛構資料，嚴重違背必須輯錄『實戰經過』、記述『具體真相』的規定，收納在《戰鬥詳報》存檔，成為仁安羌作戰的不實歷史文件。這份文件賦予第112、第113團兩個團的作戰任務，附圖、附表齊全，目的在留下仁安羌作戰時期曾經以兩個團參戰的完整記錄，成為師級部隊的作戰命令，誤導為師長指揮」。（註二）
馬英九總統在2022年（4～5月）於國立政治大學舉辦的「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80週年座談會」中發表的《紀念仁安羌戰役～還原中國遠征軍的光輝歷史》一文中也特別指出：「……當時中國遠征軍新38師師長孫立人將軍的任務是戍守距仁安羌240公里曼德勒（又稱瓦城）的指揮官，他自行前來仁安羌的任務屬於督導性質，不是指揮，因為他的身分職責仍是曼德勒衛戍司令。中國遠征軍派往仁安羌的只有第113團一個團，是羅卓英司令長官接受盟軍之請求，交由英緬軍史林姆將軍領導為英軍解圍部隊。當年劉放吾團長在戰地是直接聽命於史林姆將軍前往仁安羌地區替英軍解圍的唯一部隊；而依照孫立人師長的行程，他由曼德勒經漂貝趕到仁安羌前線時，已是18日晨8時，自然不可能指揮正在激戰中的第113團，但在史林姆將軍同意下，曾參加相關作戰會議，提供意見。近年解密的檔案資料、往來電文，包括蔣委員長的日記與手令，都證實作戰是由團長劉放吾直接指揮。然而，戰後由新38師司令部編撰的仁安羌戰鬥詳報，卻聚焦於師長孫立人如何指揮，未見團長作為，影響至鉅……在仁安羌大捷中，113團劉放吾團長出力最多、犧牲最大（200多位官兵殉國）。他對內有孫立人將軍與部屬的爭功，對外有英軍官說謊諉過，受盡委屈數十年，歷史早就應該還他公道了！」（註三）
然這一切的是非曲折都必須從第一次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開始談起。
